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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清八旗兵骑射尽废从马背跌落的北方狼族-【新闻】

发布时间:2021-04-05 19:10:49 阅读: 来源:湿巾厂家

满清八旗兵骑射尽废:从马背跌落的“北方狼族”

作为少数民族,中华帝国的新统治者们殚精竭虑,企图为满族人营造一个独立的居住、文化和制度空间,从政治和文化上保持自己的特质和优势,但那个曾经彪悍、淳朴、纵横天下的马背民族,还没等到王朝倾覆,已然老迈衰朽了。

"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,自海陵迁都永安,女直人(即女真)浸忘旧风。朕时尝见女直风俗,迄今不忘。今之燕饮音乐,皆习汉风,盖以备礼也,非朕心所好。东宫不知女直风俗,第以朕故,犹尚存之。恐异时一变此风,非长久之计。甚欲一至会宁,使子孙得见旧俗,庶几习效之。”——《金史·世宗本纪》

大约五百年后,1636年(明崇德元年),当皇太极读到这段金世宗忧心后世子孙渐失女真纯朴之风的感叹时,心有戚戚焉。这一年,皇太极改国号“大金”为“大清”,希望能与“大明”产生某种连接;这一年,他大量翻译汉文典籍、任用汉族官员;这一年,他也深深感受到汉文化对满文化的巨大冲击。

读罢《金世宗本纪》,皇太极把亲王、贝勒、固山额真、弘文院大臣系数召入宫中,训令说:“世宗即位,奋图法祖,勤求治理,惟恐子孙仍效法汉俗……衣服语言,悉遵旧制,时时练习骑射,以备武功。虽垂训如此,后世之君,渐至懈废,忘其骑射,至于哀宗,社稷倾危,国遂灭亡。”

据后世学者考证,当年“从龙入关”的满洲士兵只有区区5。5万人,就算加上老弱妇孺也不过20万人。面对关内上亿汉人,作为新的统治民族,如何在驾驭这个国家的同时,又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,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。

有清一代,清政府推出了旗民分治、国语骑射、旗民不交产、旗民不通婚等政策,企图在空间、文化和制度上把满汉隔离开来。但在融合力巨大的汉文化面前,这些努力最终都付诸东流。

当清朝度过二百六十余年的岁月走到它的终点时,满族人口也增长了二十倍,但除了衣冠制服,其言语习俗,已与超过三亿的汉人同流。

北方狼族

20世纪40年代,一次在延安散步时,毛泽东问范文澜,满族是一个东北的小民族,怎么就把中国统治了?

在此三百年前,皇太极曾给出一个答案:“我国士卒初有几何?因娴于骑射,所以野战则克,攻城则取天下,咸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,进则不回顾,威名震慑,莫与争锋。”

单以骑射功夫,当然远不足以解释清兴明亡之谜,但作为一个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,满人无疑对此非常自傲和自珍。

在满洲士兵所向披靡击败几十倍于己的明军的过程中,皇太极对汉军的庸懦、文弱、腐朽深有感触。入关以后,八旗士兵会不会沾染汉人习气?如何在占绝对优势的汉文化面前,保持自己的文化传承?对此,皇太极十分忧虑。尽管朝臣们曾多次进言,劝他改着汉服,但都被皇太极拒绝了,主要原因便是汉服不方便骑射。不但自己不改汉服,清朝统治者还强令天下男子都改着满洲人的服饰发型。

什么是满族的文化精髓?皇太极总结为:国语骑射。从此,“国语骑射”与大清的国运联系在一起,成为一国之本。

国语指的是“满语”。熟读史书的皇太极深知失落本民族语言,对于一个少数民族意味着什么。1634年他在上谕中说:“朕闻国家承天创业,各有制度,不相沿袭,未有弃其国语,反习它国之语也。事不忘初,是以能垂之久远,永世弗替也。蒙古诸贝子,自弃蒙古之语名号,俱学喇嘛,卒致国运衰微。”

干隆三十一年(1766年)的一天,干隆皇帝看见十五阿哥永琰手中的折扇题着“兄镜泉”三个字。询问之下才知道是年方15岁的十一阿哥永所书。“镜泉”二字乃是十一阿哥为自己取的别号。看似一件小事,却引起了干隆皇帝的高度重视。他告诫两个儿子,读书是为了讲求大义,切不可寻章琢句,沾染了汉人的习气。他强调说,满人以国语骑射为本,绝不能效法汉人。长此以往,终有一天满人要改变衣冠,更易旧俗,那可非同小可。最后,他还命两位皇子把自己说的话贴在书房的墙上,以便时时提点言行。这件事让尚年幼的十五阿哥永琰印象极深,以至于多年后他继承大统成为嘉庆皇帝,仍然向大臣们提起此事。

为保住满洲人“国语骑射”的传统,清朝统治者们可谓煞费苦心。入关后,清廷规定八至十八岁的八旗觉罗子弟(指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的直系子孙),必须入学学习满文。同时,满人若想通过科举求得升迁,必考的一科就是翻译。顺治年间规定:满洲、蒙古考试能通汉文者,翻汉文一篇,未能通汉文,只作清字文一篇也能过关。雍正初年,则增设了翻译秀才、翻译举人、翻译进士三个层级。这样满洲人凭着过硬的满语就可以谋得要职。

而康熙皇帝干脆把满汉之间的界限缩小到能否骑射上:满洲若非此业,即成汉人。康熙二十年(1681年),康熙帝恢复了古代狩猎制度,在河北建立了木兰围场。每逢秋天便率领皇子皇孙,八旗子弟木兰围猎。康熙帝本人也的确是精于骑射的个中高手。晚年,他曾自豪地向臣子们历数一生获虎153只、熊12只、豹25只、猞猁20只、麋鹿14只、狼96只、野猪133口……其余小兽不计其数。他曾在一天之内就射杀了318只兔子,这是常人一辈子都不可能企及的数字。干隆皇帝也效法祖父,年近八旬仍率领子孙到木兰围场狩猎,而且还打中三头鹿。

为了时刻提醒满洲人不忘国语骑射的根本,干隆十七年(1752年),干隆皇帝在紫禁箭亭、御园引见楼、侍卫校场和八旗校场立了训守冠服骑射碑。碑上不但镌刻了皇太极关于保持满洲文化传统的训令,还强调:“俾我后世子孙臣庶咸知满洲旧制,敬谨遵循,学习骑射,娴熟国语,敦崇淳朴,屏去浮华。”

即便如此,入关仅仅百年,满洲人骑射的粗疏,就连一个初到清国的朝鲜使臣,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。

干隆三十年(1765年)冬,35岁的洪大容终于随叔父洪率领的朝鲜使节团来到了北京。来中国一直是洪大容的心愿。他既想结交一些中国的名士宿儒,也想见识一下民风彪悍的满洲人骑射的本领。

第二年正月,当洪大容随叔父盛装朝拜过干隆皇帝后,刚好赶上东华门内举行的一场数百京中满人参加的射箭比赛。本以为能一睹满洲武士骑射风采的洪大容却大跌眼镜。他在游记《湛轩燕记》中记载了比赛中令人啼笑皆非的情景:

射者虚胸实腹,高提后肘,姿势虽好,距离箭靶不过三十步,但极其才力,终未见一箭中的。不惟不中,且歪横或出十步之外;其误发者,皆失色战栗,似有畏惧。看过射箭表演后,大失所望的洪大容感慨道:“胡人长在骑射,而疏于如此,未可知也。”

事实上,干隆初期,干隆皇帝在一次武职人员的引见中就已发现,这些所谓的满洲武士“弓力软弱,发箭多不能及靶”。干隆三十六年(1771年),他又发现吏部从满洲子弟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一等内阁侍读学士中,竟有好几人“清语平常”。

满洲文武大臣觐见时,不能用满语与皇帝对答,满族官员在奏折中仅使用汉字,即便使用满语也文法不通、纰缪甚多……类似的记载在干隆朝的史书中俯拾皆是。每每发现满洲人失去国语骑射的传统,干隆皇帝便痛心疾首。他屡次申斥:“身系满洲,而清语如此,能不愧惧乎?”“清语不熟,致失满洲体制,必为回子哈萨克斯坦诸部所笑。”“夫弃满洲之旧业,而功习汉文,以求附于文人学士,不知其所学者,并未造乎汉文堂奥,而反为汉人所窃笑也。”爱耶?惧耶?对于汉文化,清朝的统治者们始终处在一种纠结的心情中。一方面,他们对汉文化倾心仰慕,另一方面,他们又深惧湮没于汉文化的海洋中。这也就是为什么,有清一代官方的文化政策总是摇摆不定,自相矛盾。刚刚还在告诫满洲子弟不可粗鄙无文,不读圣人之书,马上又警告满人不能效法汉风丢掉自身传统。

据干隆年间编纂的《清语易言》一书记载,清中期即便是生长在内城的满人孩子,从小也是先学汉语,长大入学后才开始学满语的。满语在满洲人中已经失去了母语地位,它的衰落就不难理解了。

满汉之隔

除以国语骑射进行文化自保外,有清一代,统治者们还一直试图从社会空间上对满汉进行隔绝,防止满人被数十倍于己的汉人湮没浸染。

顺治五年(1648年),入关不久的顺治帝发布上谕:京城汉官、汉民,原与满洲共处。近闻劫杀抢夺,满汉人等彼此推诿,竟无已时。似此光景,何日清宁。此时参居杂处之所致也。朕反复思维,迁移虽劳一时,然满汉皆安,不相扰害,实为永便……

在官方话语中,防止旗人恃强凌弱、骚扰民间,是清政府最终痛下决心,实施满汉分居的诱因。现实中,满汉冲突也的确让统治者不胜其烦。进京刚刚20天,一牛录就因强奸民女而被弃市。不久,多尔衮又下旨严惩了“强买市场毁伤民间”的旗兵。就连汉官顺天巡按柳寅东也上疏建议,为避免旗人与汉民杂处而生事端,务使满汉界限分明、疆理各别而后可。但让清政府下决心不惜大费周章也要推进满汉分居的深层原因,显然还是为了保持满人的民族纯洁性。在他们看来,没有什么比从空间上隔离,更能避免满人沾染汉人习气的了。

一纸令下,几万内城居民不得不一起迁往外城。汉人们拖儿带女,饱受迁徙之苦的情形,从汉官魏象枢的奏疏中可见一斑:南城块土,地狭人稠,今以五城之民居之,赁买者苦于无房,拆盖者苦于无地,嗟此穷民,一廛莫必,将寄妻孥于何处乎?

而内城则按照八旗编制被重新划分。正黄旗居德胜门内,镶黄旗居安定门内,正蓝旗居崇文门内,镶蓝旗居宣武门内,正红旗居西直门内,镶红旗居阜成门内,正白旗居东直门内,镶白旗居朝阳门内。

白天,汉人可以到内城上朝、进香、做买卖,但晚上六七点钟,前三门(正阳、崇文、宣武)便即下锁,直至夜半三更正阳门才再开一次,以便让上朝的汉官进入内城。不少到外城游宴的满人,也乘此机会回到内城中来,从而形成了独特的“倒赶城”现象。

在京城以外的许多城市,也同样存在着一个由低矮城墙隔绝开来的满城。作家李人在小说《死水微澜》中勾画了这样一幅清末川西满城的风情画:果然一道矮矮的城墙之隔,顿成两个世界……在大城里,任凭你走往那条街,没有不碰见行人的,如在几条热闹街中,那里更是肩臂相摩了;而满城里,则你走完一条胡同,未见得就能遇见一个人;而遇见的人,也并不像大城里那般行人,除了老酸斯文人外,谁不是急急忙忙地在走?而这里的人,男的哩,多半提着鸟笼,肩着钓竿,女的哩,则竖着腰肢,梳着把子头,穿着长袍,着没后跟的鞋,叼着长叶子烟竿,慢慢地走着;一句话说完,满城是另一个世界,是一个极萧闲而无一点尘俗气息,又到处是画境,到处富有诗情的地方。但如此诗意、闲适的满城,并没有阻挡满人汉化的脚步。事实上,由于清廷不鼓励满人从事当兵以外的工作,因此封闭的内城成为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。瓜果蔬菜、针头线脑,乃至饮用水都需要外城汉人供应。

康熙后期,内城通衢要道上商铺已鳞次栉比。雍正年间,紫禁城东华门、西华门外的饭馆、酒铺生意兴隆,值班的八旗兵丁常到此沽酒、吃肉。怕旗兵吃酒误事,朝廷不得不下令两门外禁止卖酒。这些生意兴隆的酒肆,大都也是汉人所开。

清史研究专家刘小萌在对清代房契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,由于旗人生计日蹙,把内城房产偷偷卖给汉人的现象越来越多,旗民不交产的规矩渐渐被打破。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迁移中,泾渭分明的满汉居住界限渐渐模糊。

嘉庆六年(1801年),都察院左都御史西成奏称,各省民人在内城卜居者,较之旗人已有十分之二三。自顺治初年,这场民间与官府围绕内城居住权的博弈,终于以民间完胜收场。此后清政府默许了这种满汉杂居的现实。

没于人海

时至清末,国语骑射早已成为白头宫女口中的前朝旧事。即便是慈禧太后本人也不会说一两句满语。满洲人觐见说满语的虚文,干脆彻底废除了。

皇太极也许想不到,他曾屡屡在人前夸耀的“八旗子弟”,二百年后竟然会成为游手好闲者的代名词。

为了让满洲人成为国家干城,入关后清廷就免征旗人差窑、粮草和布匹,只服兵役。八旗子弟一出生就注定了吃粮当兵的命运,一旦被拣选为披甲人,就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早年间,北京人用“铁杆庄稼老米树”来形容具有稳定收入的旗兵。有清一代,八旗兵丁的饷额也的确不低。就饷米一项,高者每人每年可领46斛,低者也有22斛。这种待遇比一般的七八品官还要高。

同时,清廷规定八旗子弟不得随便离开旗地、不得从事民间技艺、不得经商、不得与民人通婚等等。这些条条框框旨在保证八旗子弟的纯洁性,同时也把他们逼进了以吃粮当兵为唯一出路的死胡同。

完全脱离生产的满人,终日游手好闲,无所事事,成为一群仰食父兄,不仕不农不商不贾、非农非兵非工之徒。为了打发无边无际的空余时间,八旗子弟把各种玩意儿玩出了绝高境界。提笼架鸟、携鹰逐兔,秋天斗蛐蛐,冬天怀鸣虫。

为了遏制八旗子弟这种耽于享乐之风,干隆帝曾下令北京三千户闲散旗人移往黑龙江拉林屯垦。可北京旗人久已脱离生产,好逸恶劳,哪里吃得了这份苦?“插队落户”没几天,就纷纷潜回北京了。

清中期,八旗男丁已从最初的5。5万人增长至22。2万人。可相比之下,八旗兵额只增长了一倍半。人口众多,又无农工商贾之业可执,旗人生计日蹙。据《道咸同光四朝奏议》记载,许多在京旗人“家人多有衣不蔽身,食不充腹者。隆冬饥寒交迫,流离载道……只靠城内各处粥厂分赈,尚可苟延残喘”。即便贫困潦倒,许多旗人架子不倒。《随园诗话》中记载的旗人鄂二爷,终日玩鹰养马,饮食嬉戏,不到十年就把百万家资挥霍一空。

与旗人丧失生存能力相辅相成的是,八旗兵丁的腐败荒怠。八旗兵坐享钱粮,三五成群,或在城中嬉戏,或到郊外闲游,或者整日流连于勾栏瓦肆之间。曾经的骁勇善战、勇往直前,早成了经年往事。清末,醇亲王奕寰检阅在京旗营的操练,竟然有一人从马上跌落下来,摔断了腿骨。一查问,那个人竟理直气壮地说:“我是打磨厂卖臭豆腐的,怎么会骑马?”原来花钱雇人出操,已是京城尽人皆知的秘密。会操已毕,旗兵们纷纷卧于附近胡同烟馆的幔帐之后,捧着大烟枪拼命吸。

八旗士兵衰弱的极端体现是太平天国时期。洪秀全起事后,各地八旗士兵竟然不堪一击。最后,清政府只好依靠汉人秀才率领农夫,担当起保卫社稷的重任。所谓的社稷“干城”,国家“股肱”,此时已成为统治者一厢情愿的想象。

更加令人费解的是,到了清末,就连汉人妇女裹脚的陋习也流行于满洲妇女中间。就算清廷三令五申不许旗女裹脚,仍有人顶风作案。清季,木兰秋已废止多年,昔日满洲子弟纵马驰骋的木兰围场,也已成为周围农民的垦荒之所,而最后一个来到此地的皇帝则是被英法联军驱逐出京城的咸丰帝。这,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。

作为少数民族,满洲的统治者们殚精竭虑,企图为满族人营造一个独立的居住、文化和制度空间,从政治和文化上保持自己的特质和优势,但那个曾经彪悍、淳朴、纵横天下的马背民族,还没等到王朝颠覆,已然老迈衰朽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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