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一个深沉的爱国者

去年底参加了两个会，不约而同地涉及同一话题：如何评价我们当下的精神状态和道德状况。先是在中国作家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小组讨论会上，著名作家陆天明同志说，站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高唱国歌的瞬间，忽然全身一阵惊悚，感到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说的不仅是历史，也是现实，特别是我们眼下所面临的残酷的精神现实，说“中华民族精神到了最危险的时刻”，并非危言耸听。他的发言表达了深沉的忧患意识和真切的爱国热情，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。后是在北京日报理论部举办的作者座谈会上，史学家王春瑜先生再次提到这个问题，引发与会者的一阵热议。

如何评价当下的精神状态，如何看待国民真实普遍的思想道德状况，是一个大而又大的问题。政治家、思想家、伦理学者、普通民众、弱势群体……各有各的看法；历史的维度、现实的观照、发展的观点、辩证的审视、学理的析说、直觉的把握，都不失为一种观察的角度。诸种不同可能造成评价的见仁见智，人言言殊，甚至完全相左。我想说的是：评价某种社会状况，也和评价个人一样，多一些盛世危言，多一点居安思危，多一重未雨绸缪，总比简单歌功颂德、盲目自信乐观要好得多、管用得多。

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，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士都无法否认的。与此同时，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也从极度匮乏、极度逼窄而窘迫的状态中解放出来，精神产品极大丰富，文化载体日新月异，人们的思想逐渐呈现多元、多样、多变的景象。即便是不同的声音、不同的看法，所谓“异质思维”，只要言之成理、持之有故，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进步，也都可以公开讨论，各抒己见。网络和手机，更是成了民众意见最重要、最畅通的表达渠道。所有这一切，无不昭示着人们思想状态的活跃、道德意识的觉醒，社会文明的进步。

与此同时也不容否认，在社会文明整体进步的大背景下，泥沙俱下的混乱景象依然是不容否认的现实。有人说，在封建残余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下，物质主义、拜金主义、功利主义、极端利己主义沉渣泛起；有人说，在“砸烂孔家店”、“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”的口号影响下，封建糟粕和优秀传统文化一并被否定，导致今天不今不古、非驴非马、礼崩乐怀的混乱景象；有人说，物质极度匮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，仿佛冲出潘多拉盒子的魔鬼，横冲直撞，导致道德失落、价值失范、社会失序、信仰缺失、信用无存。而一系列丑恶现象的相继披露，更是让人困惑、迷惘、无所适从。毒奶粉、地沟油、黑心棉，一桩桩、一件件，让人触目惊心；坑蒙拐骗、大言欺世、见死不救，叫人齿冷身寒；教育、医疗、住房、养老，越发令人心里没底。物质生活在不断改善，但人们的安全感、幸福感并未同步增长，甚至有不升反降的情况。如果雷锋同志活在今天，哪个大嫂敢在雨夜把孩子让他帮着抱回家？如果手机收到获奖短信您会高兴还是害怕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更亲密、更接近、更信任，还是更疏远、更提防、更冷漠？“官场”、“商场”、“名利场”以及各种场合是真话实话居多，还是官话、假话、套话、大话居多？如果让您对当下社会的精神状态和道德状况如实评价，您会如何说？

一位曾在中国工作生活过多年的美国学者劳伦斯布拉姆（龙安志）以《中国的新价值困境》为题撰文，表示“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走向忧心忡忡”。他说“尽管中国的经济模式见证了这个国家在物质方面的成功，但它也留下了巨大的精神空白……过去十年，中国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身的文化……到2008年为止，我看到了腐败、犯罪、卖淫、赌博和酗酒等行为表现出的堕落趋势。”

这些年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，特别是GDP攀升至世界第二以后，有关中国的各种国际舆论司空见惯。我以为，赞不足喜，毁不必忧。但对其中的一些逆耳之言，不妨以理性的态度加以分析和接受。对那些来过中国并以友善的态度直言批评我们的国际友人，更要持欢迎和感谢的态度。倒是对那些一味廉价吹捧、先戴高帽而后施压的某些“好话”，要格外地警惕。

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道德状况其实不需洋和尚念经，我们身在其中，理应更清楚。但有时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。因而对于旁观者的言论，还是认真听一下比较好。对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道德氛围，还是多一些冷静的反省、建设性的批判，而少一些无聊、无益、无用的自我陶醉更明智。

“中华民族的精神”也许并没有到“最危险的时候”，但眼下的状况已足堪忧虑。持此论者，我以为乃是真正深沉的爱国者。（文：朱铁志 《求是》杂志副总编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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